温州商人——从企业家集群到商帮

    温州的产业集群已经成为全国的一个典型案例，无论是柳市的低压电器还是鹿城的鞋业与打火机，其产业集群的现象十分明显。对于如何形成这样的产业集群，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但企业家集群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所谓企业家集群就是在一个相当小的区域范围内，集中了一大批从事同一产业或相关专业的企业家。从原有的一乡一品到现在的产业集群，无疑企业家从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现在，在产业集群集中的地方均有企业家集群。如鹿城区有将近3000多位与鞋业有关的企业家；柳市则集中了超过2000名的低压电器行业的企业家；龙湾梅头镇，一个小小的地方也会集中上百个水龙头及相关产业的企业家。当然，我们所说的企业家并不是指那些具有很高的产值和固定资产的企业主，我们的企业家就是指那些从事具有风险，同时又能自我决策的各类经济组织的负责人。包括私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和股份制企业的股东和各类经理人员。从这类人员的形成历史可以发现，温州的企业家人群是非常庞大的。

　　在1978-1988年的十年间，温州的私营企业从无发展到350家，而个体户从1980年的1984家发展到1988年的146622家，增加了73倍，营业额达到了19亿多。值得注意的是，在个体户中，商业行业的个体户比工业的份额更大。从商业的营业额来看，占据了将近80%左右。工业产值在营业中所占的比例最高只有47%，而且仅仅只有一年，其余的基本维持在20%左右。可以说温州个体户的行业集中在商业为主。商业精神的发达，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温州企业家精神的充裕。很多的工业企业都是前店后厂，将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也合乎古典工业化的演变历程。

　　另外一个事实是工业企业的数量。1978年，温州工业企业个数已经有4085个，而到了1988年则达到了65405个，增加了15倍；而1988年的苏州工业企业个数只有31046个，只有温州的一半。在温州的65405个工业企业中，有国有工业企业321个，其他还有一些名义上的集体企业，但实际上这些企业基本上是属于个人控制之下的，是一些所谓戴“红帽子”的企业。因此，1988年温州就有超出6.5万的企业负责人，如果我们大致认为一个企业有三个股东或合伙人，那么就有将近20万的现在和潜在企业家，加上14万个体户，以及经营商业企业人数，将近50万直接参与有决策权和有风险的工业、商业企业的工作。而1988年，温州年末的总人口数为657万，所以，每十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拥有企业或者股份。用全民皆商形容当时的温州，可能会有点过头，但也反映其存在的实际情况。所以，在区域经济发展初期以及以后的发展过程中，温州所具有的企业家人数是比较多。熊彼特（1934），也解释了为什么企业家的出现不是连续的。企业家不是在每一个适当的时间间隔内出现，而是成群出现。这完全因为一个或者少数几个企业家的出现可以促进其他企业家出现，于是又可促使更多的企业家以不断增加的数目出现。

    历史上的商帮

　　当集群的企业家通过血缘、业源或地缘等关系组成了新的更大的商人群体，便形成了商帮。中国历史上有晋商、徽商等十大商帮，它们形成和发展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地理和文化的背景。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前近代时期兴盛的传统商帮，如徽帮、晋商等。关于不同传统商帮的比较，中国商业经济学会的刘建湖就认为我国商帮经济在封建主流文化思想的抑制排挤下能够得以产生和发展的特点，是由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域差异性所决定的；商帮研究专家王世华则认为明清时期的徽商与晋商兴衰轨迹极其相似，商帮性质也别无二致。但经营机制各具特色，价值取向也迥然有别；中国商业史研究者吴慧则认为徽晋两商以信、义、诚、仁经商，在商界赢得了佳誉，结果促进了商业的发展。除了对于传统商帮的研究之外，也有部分关于新商帮形成的初步分析。如《中国新商帮》作者陈文龙认为，目前中国存在着可以以地域识别的45个地域性商人圈，其中五个最为有名，分别是山东商帮、苏南商帮、浙江商帮、闽南商帮和珠三角商帮，而温州商人则被某些企业界人士特别从浙江商人中单独列出，且排位靠前。这些商帮的现状和发展历程各不相同。山东商帮主要看青岛国有企业，以规模和品牌的影响力著名；苏南商帮依靠的是乡镇企业的改制，企业家大多具有干部和国有企业的背景；浙商人数众多，地域不同，企业家集群特征不尽相同。浙东北地区更靠近苏南商帮，宁波偏向于海外华商，温州商帮主要以内生为主，几乎完全依靠市场；福建商帮则以打拼取实利为主；珠三角商帮具有港澳背景，更类似于海外华商。温州商帮最具有典型性，也最值得研究和推广。

　　温州商帮的形成

　　温州商帮最具区域特色。温州有200万左右温州商人在全国各地经商、创业，近50万温州人则在全世界各地经商。本地商人（企业家）、温州以外的全国各地商人，以及海外的温州商人，构成了温州商帮的三支主要力量。而三支商人队伍的形成是由点及面，进而形成网络。

　　最早的企业家，可能是一些在外的从事低端手工业的温州人，他们由于没有办法在温州固有的体制下生活，特别是农民，由于没有足够的土地来支撑庞大的人口群，所以只好迁离温州。事实上能够决定迁离温州的农民，其所具有的企业家人力资本其实就要比其他安于温州现状的人高出一些，已经决定了他们预期可以有更高的收益。而且一旦离开了温州，就会形成一个新的节点，同时保持了与温州的联系。这些外出的人群，迟早会回到温州，因为这里有熟悉的人群、闲暇的资金和足够的劳动力等。所以，一旦一个新的产业启动以后，企业家精神或企业家人力资本便不断的生长蔓延，最后造成了企业家集群，大量相关的企业家集中聚集在相近的行业，产业集群开始形成。产业集群，大量的企业家又集聚，如此形成良性的循环。

　　由于在本地竞争的激烈，企业的盈利水平越来越低，所以部分企业家就转而到异地从事贸易，到其他城市去开店经商。这些出去的企业家，开始逐步遍及全国各地，基本上是由近及远，从高收益城市到低收益城市，又生成商帮（企业家）网络上新的节点。

　　这些出去的商人，所获得的受益，反过来又对温州本地的农民、工人甚至干部产生影响，继而又带动生成了具有血缘、亲缘和乡缘等关系更多的企业家。当一个地方的温州企业家增加到一定数量，所从事行业的利润率越来越低的时候，企业家们又开始分化。一部分的企业家开始新的迁徙，到具有更高收益的城市，另外一部分的企业家开始转型到相关行业，直至进入市场建设、房地产开发，甚至转战国际贸易、娱乐餐饮、资本经营等领域。

　　当一个城市的温州商人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如形成了温州街、温州村的时候，他们对于当地的经济的影响就越来越大，加上温州商人天生具有的公关能力，使得他们可以享受各类政治待遇，如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同时也出于对共同利益的追求，成立温州商会获得更多的政治和经济资源便有了更大的需求。一旦有了温州商会以后，就意味着这个城市的温州商人之间开始有了密切的联系。网络上的节点所带来的集聚效应就得到了放大，节点的作用更为突出。

　　而对于本地的温州企业家而言，一方面本地的激烈竞争，导致了大量的企业家外出，但同时那些外出的温州籍企业家，却给本地的企业家带来了巨大的全国各地的市场，加上本地产业集群的完善，成本的降低，交易的方便等等，也使得温州本地的企业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作为网络中心的节点，就自然成为38个国家级生产基地，80个驰名商标，50个中国名牌等的集聚地，也保持着与外面节点的强联系。

　　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与国外的联系逐渐增多，同时也由于国内竞争日趋激烈，加上国家对外的开放，使得到国外经商更加便利，早期的利润率也远高于温州和国内其他城市。所以，就开始出现海外的温州企业家（商人）的集群。

　　温州商帮的形成过程实际上就是经济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同时也是企业家人力资本不断生成的过程。其线路图实际上就是一个从点到面到网络的过程。从温州或某个城市开始，然后围绕温州这个中心点，不断地增加节点，这些节点又与温州有着很多的联系。从地理上看，这些节点会越来越远，甚至可以跨越边境，但从联系上看，还是与温州这个中心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这种联系也是动态变化的，节点也可以逐渐形成自己的中心，列入一些大的省级温州商会，就有联系周边温州商人的功能。现在，温州依靠鞋服、电器、阀门等与海内外的温州商人集群保持紧密联系，但一旦某个节点不需要温州产品或服务，也许这个节点就会断开。

　　企业家群体是经济发展的源泉，中国经济的全球化和现代化就需要企业家群体的快速健康发展。我们需要汲取中国古代商帮衰亡的教训，及时提升中国商帮和商人的素质，适应发展的时代。也需要政府管理思路的转变，努力增加企业家的供给，如更多地培养下一代的企业家，更好地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来的企业家，增加新鲜血液，创新企业家集群，推进经理革命，努力扩大企业家的国际化等。作为中国新时代商帮的典型，基于温州商帮30年的形成与发展的经验，可以为中国未来社会企业家群体的发展提供一些借鉴和启示。从整体上提高中国企业家个人和群体的素质，从而逐步打造出适应国际竞争、勇于创新、善于成功的中国新商帮的形象。